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读《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岁时年节，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庄严的话题。它不仅历史悠长，内蕴丰厚，而且关乎时间的信仰，地位神秘崇高，融入生活空间，每个人都推诿不掉。古今与其相关的著述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在这冬日的长安，看窗外飘飘洒洒的初雪，轻抚初读黄元琪著作《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以下简称《岁月欢》）的书页，让我有一种执壶品茗悠长回味的惬意。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清秀别致、颇有特色的文化著作。沉浸其中，恍若敦煌共女反弹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亏她写得出来！
《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黄元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然并不是说《岁月欢》就无可斟酌挑剔。如释“年”仅以周代丰熟为义项，而略去夏“载”、商“祀”和远古“岁”的丰饶意涵，就可能阻断年节谱系性仪式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根脉。再如将古代的正月初六前造动物而初七造人的神话寄植于女娲，不知语出何典？至于春联源起，原本是后蜀主孟昶不满学士辛寅逊的联语，亲自撰写并悬挂“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遂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幅春联，而辛之所写，只不过初拟被弃，成为未完成状的联语案头本而已。若真说成“孟昶每个除夕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而后才亲自动笔，那春联的起源恐怕要另说了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有分量的岁时年节著作，多立足于传统的文本叙事，庄重沉着，比如，从历代官方与社会精英的文本与图像叙事中梳理，从田野作业中特别是口述传统中呼应与补充，从而重构岁时年节的整体轮廓与仪式细部，进而展示岁时年节的整体风貌与文化空间。黄元琪则异军突起，一声长笛，灵秀悠扬。她长袖善舞，调转重心，镜头直对时下，聚焦民众的节庆生活本身。或许，作者如此命名，旨在说明只是写节日的四时欢而不及其他。那又何尝不可呢？更何况她写欢本身却也并非轻旋律浅节奏飘逸轻柔，而是执着沉稳，厚重阔远，甚至不无忧伤的低音起伏。真可以说时间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刷新日常感，缘启好奇心。这就自带新鲜感了。
壹
呈现当下性，着意节日的现在进行时
《岁月欢》的亮点之一，就是立足当代，将节日感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在这里，着意撷取眼前的波澜，观赏可以衬映的山色林涛，天光云影，即便偶有追根溯源，也沉浸下来，以烟火味、透地气为自家独有的面目和亮点。显然，作者是将坐标系立于现在进行时，所拓展的衣食住行歌舞等所有象限，都从时下原生态的节日语境延伸开来。
从文本叙述层面，文本多以直通地气的叙述句式呈现具体的生活意象与感觉。
传统傣族孔雀舞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这里，不是历史言说那样乐于抽象概括，也并非新闻报道那样目标端直的直奔主题，而是有着相对厚重细腻的感知与描写。其笔势摇曳多姿，收揽所见、所听、所闻、所触和所想的细枝末节，尽量让原生态的生活色彩、音响、线条和味道等进入字里行间。如序言所写兰溪的中秋节一瞥：“月光温柔地在小溪流中流淌，村民们鱼贯而出，在柚子上插香，一家家敲门、作揖、祝福平安。明明夜晚的村庄路灯昏暗，但一轮明月却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庞。”如此截取细微的直觉，没有纯理性的抽象与阻断，却有着心往神追的高远与温馨。因这里既有情致洒脱的俯瞰式目光，又有善待一切的淑世情怀。仿佛现象美学家那样，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感受，暗含更多的感悟却不说破，让博大幽远的节日情境得以无遮蔽呈现。如此单纯到一片澄明是不容易的。世间所有快乐弥漫开来的不就是单纯吗？如同婴儿的微笑，恋人的依偎，母亲的絮语……节奏又是从容到惬意的舒缓，如月下轻音乐荡漾，如山间云朵升起。
与此同时，从叙述视角层面，还在于作者以实地采访与考察为由，将自己直接融入所叙的语境之中。
这就有了多维的视觉：既是外来人，旁观者，描述的主体是他者，所述有相对的客观性，新奇性；又是亲身参与者，体验融入者，所述有情境的真切感，发之于内的情感性；还是事后追述者，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文字叙事的全能掌控者。且不说敏感而起伏的情绪自然融入，多向度的叙事视角彼此组接而预留的空白，也为文本的摇曳多姿平添许多意趣。
如序言所写“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跳歌回村。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原地跳舞唱歌。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好。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米酒抛洒到空中庆祝。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为什么我们不去在意它们呢？”这里，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知识点阵，而是烟火味浓郁的歌舞言笑、村舍氛围。看似平凡却又跌宕，言笑晏晏而余味深长。慢节奏不是空壳的口号，而是驻足微笑，看，听，欣赏，空间如绿树撑一伞浓荫，时间似湖水停泊云天。欢乐不知身何在，歌舞醉心如梦游。在读者也欣然接纳，因其并非身处庐山之外的指点言说。
从叙述文本来说，还在于节日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
桃符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我们看到，不同节日都聚焦相应的主人公，且都有着相当时间长度的故事，都有久萦于怀的憧憬和脚踏实地的践行。或传承技艺，或展示才智，或追求爱情，或振兴村庄，或争为优选者……在这里，不只有散文细腻的笔调，更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推衍与细节雕刻。一个个如电影呈现我们眼前：金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黄先生，既欣慰东南亚时依然火爆的订单，又遗憾江南难有往昔年画的盛景，更担心这一千年遗产就此断绝；而做桂花糖年糕的谢老则全身心投入于尝试机制古老年糕的品控上；肖公巴哈尔节上，阿布拉江叼羊大赛夺魁而胜不骄，篝火晚会表白受挫却败不馁；玉依香姑娘连年在傣族每年取水少女选拔中败北，终于心想事成并获得了甜美爱情；桑刊节上小伙子岩温罕或歌或舞或酒或泪，对改变家乡而早逝的妻子仍不思量自难忘；中秋节在潮汕的惠玲姐弟惨淡经营着传统的金漆木雕，仍以与马来西亚的叔父彼此思念为慰安；侗族大歌的贵娘与俊哲在歌赛的演出与欣赏中，有着幸福的当下与甜美的回忆……
面对有故事的人物，面对测不准的命运感，就文本而言，在目的未达之际，就不露声色地预设了欲罢不能的悬念，而途中任何点滴的波澜挫折，读者的心弦难免微颤而不能超然于物外。就主人公而言，有期待，有欣然自赏，有遗憾，有忧伤。如同春花秋叶，欣欣生意，自然而然地萌生，绽放，更会化为春泥更护花……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统摄于节日欢乐的氛围之中，成为直击人心的音色浑厚意蕴深沉的交响曲。如此以生活的坐标系描述节日之欢，不也就吻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宽厚的美学命题吗？
贰
剪辑节日现场，秀出图像叙事
《岁月欢》的亮点之二，面对同一对象，文字叙事的同时，各章节也巧妙配图呼应，嫣然一幅幅色线光影交织焕彩的图像叙事。
母子兔 杜焕焕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图像，既不复制传统书卷中的线条勾勒，也不拷贝远在画室的美术家色彩涂抹，而是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我们知道，文字叙事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事却有文字叙事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且有将三维物体经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如在目前。图文辉映，恰似舞台二人唱，彼此默契配合，却也无妨自家面目。图像穿越文字而无遮蔽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变时间艺术为空间艺术，瞬间把握所在空间的轮廓与细部；而文字叙事则着意所指，能补足图像所缺的清晰叙述线索和复杂意义的表达方式。因文字抽象符号易于穿透性剖析，更易于理性境界的提升。如此异质文本的碰撞，既有联想与想象的张力，又有一目了然的清爽，两两相悦，避短扬长，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物件，便以正视图或近似正视图格局，郑重其事地推出。窗前的屠苏酒瓶，色如翡翠形似元宵又似饺子的清明果，色黄形圆味美的月饼，米白枣红裹叶绿的粽子……无一不是独幅满篇，大特写般突兀而来，惊喜而来。如此美味，色香味意养型如此饱满欲出，惹人禁不住津津潜液的渗涌，更有一种神圣幽远的联想。它就是节日仪式的核心元素，就是节日底蕴积淀的活态形式！试想哪一个节日没有标志性的礼仪食品呢？哪一个节日食品没有弥漫着吉祥温馨的文化氛围呢？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环境景物，往往从脚下到天边，广镜头满版满幅地推出。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房屋外观，那过年挂满腊味的屋檐，那绿意盈盈的水田，那小沙弥来去的寺院，那浩瀚的湖泊，那亘古的雪山，那辞旧迎新的冰河……一旦摄入镜头而折叠入书，所有景致便顺心如意成为特殊的节日文化空间。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人物，都是邻里街坊，芸芸众生，没有身份的加持，没有业绩的铺垫，没有级别的门槛，从祈水的少女，到弹奏乐器的姑娘，从轻抚马头准备叼羊的小伙子，到抬官轿上的儿童……大都以符合正身律的造型特写的镜头呈现。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长镜头扫视下的大多数，只是鲜亮色彩的朦胧陪衬，只是沉默幽远的背景，而这里却出以清晰的个性主体形象。这，就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图像叙事。人本性的庄严以敬畏的镜头自然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图像叙事又以其特殊的蒙太奇结构滋生张力。譬如当下的屠苏酒图与古代歌咏屠苏酒的诗文碰撞，便有时间穿越相融的浑然之感；而那剪纸红艳艳的通灵剔透更是直逼读者曾经的视觉阅历；同时，剪纸与桃符、春联、门神年画不同视角的拍图，掀开年节氛围神秘喜庆的一域；中秋月、八月桂和月饼异质碰撞，形断意连，辽阔与精致兼容，烘托出中秋时空博大的文化空间；还有木版年画中的灶神、门神、财神等与时下年节扮演的财神相对并出，让人顿生天地人神同时在场之感；古代留存至今的锦囊压岁红包与现实中精彩红纸的压岁红包同质异构的呼应；多样精致的泥人玩具与博大浩渺的绿荫山水屋塔云天对应，它们看似相对，其实彼此接纳了对方；草本花卉点缀山川也点缀衣裙，悠悠的岁月雕刻着历史的年轮也震荡着青春的旋律……图文互饰之外的图像对谈，便可见出流逝中习俗历时性的同中之异，或者共时性的异中之同。这一切的一切，都衔接为传统与当下、人与环境的链条亮点，融汇而成古今一体的浑融语境。
颇有意味的还在于，图像叙事多幅连缀仿佛连环画，既是空间建构的呈现，也是事件（工艺或仪式）程序的再现，情感的线索自然融入其中。譬如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工具的揭示，自成图像谱系。或者说，这一组图的叙述逻辑，就在于同一空间内呈现了一个技艺连续性的时间。而此时此地与技艺流程，或许就是历代祖先一再复现的场景。看似容易却艰辛，古今穿越疑是真。在这里，传承激活并打磨着智慧，时下的活生态展演有着厚重的历史投影。谁能说这时间不是叠加？这空间不是叠加的呢？同样来看前呼后应的图谱，馕的打制、餐桌的摆设罗列和客主的欢宴，既宣示空间性的餐饮仪式，又定格时间性的节庆过程。在这里，文字叙事的时间流程，图像叙事的瞬间呈现，彼此蒙太奇碰撞，看似平淡的事理逻辑便似中子击破临界面，迸射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感受到字里行间欢乐之潮的真切涌动。
叁
以点带面刷新视阈，着意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岁月欢》的亮点之三，虽说文本只切入节日欢乐一个侧面，但整体有了全新的格局，即呈现出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相异于一般同类著述多聚焦于以汉族为主体的节日，若仅读目录或粗览文本，直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各占其半。这里依次写春节、肖公巴哈尔节、清明节、泼水节、桑刊节、端午节、中秋节和侗年等。如此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线索是作者自己考察访谈的时间与轨迹，以及岁时春秋的顺序。而在深层来说，则是对中国节日开放结构的书写与确认。
由于偏重于活态的中国节庆语境，偏重于历史遗存在生活中的呈现，文本着眼博大却从细微写起，便轻易展开了开放式结构。作者随着旅游与考察的脚步而步入一个个村庄，一家家庄院，一个个亲似家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似乎仅仅是品其食、观其舞、听其歌、赏其画、穿其衣、乐其乐，却也串起了古与今的文化脉络，串起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携手并肩的节日狂欢。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并非汉族所专享，泼水节也并不为傣族所独有。譬如除汉族外，每个节日往往有二三十个民族融入其中：共享春节的还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黎族等；过清明节的，北方有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等；南方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和普米族等；过端午节的，还有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同度中秋节的,还有侗族、苗族、壮族、傣族、黎族、满族、朝鲜族、高山族等；刻板印象中泼水节似傣族专属，其实也为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所共享；而叼羊比赛，则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节日狂欢的传统仪式……这样，一本书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其实却象征甚至囊括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全新视阈。从南而北，自东而西，四两拨千斤，这就是覆盖全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样的《岁月欢》，说得出，叫得响，拿得起，放得下，真是入其内则身心沉浸，出其外则深情回望啊！
这样笔势也放开了，不同的民族在节日文化建设上也有各自的贡献与拓展。在宁波有蒸年糕祭天地祭祖祭神的广场祭祀仪式；肖公巴哈节有纵马叼羊、桑刊节泼水的狂欢仪式；布朗人有堆沙塔、泼水节有少女取水的祈愿仪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拓宽节庆文化空间有意味的形式。更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节日的仪式形神互通，心有灵犀，仿佛深层根脉相连的枝干萌发的鲜花翠叶。如布朗人迎接太阳的仪式与汉族传统的守夜、爆竹贺年仪式，莫非同质异构吗？侗年新年最高餐仪的酸汤鱼，与汉族半坡以来鱼图腾不是深刻吻合吗？为获取“年年有余”祈愿而餐桌鱼盘甚至是木雕鱼，更不用说木版年画胖娃娃抱鱼的年画？塔吉克新年餐桌上簇拥大馕而象征春来人间的七种食品，不也与汉族传统立春的五辛盘同质同构吗？神州共欢乐，天涯心相通。虽或说汉族节日多家庭团聚，却也有群聚打年糕的广场、聚船观剧的湖泊与祭祀先贤的江河语境；而少数民族节日多广场狂欢，却也有家庭团聚的融融乐乐。看似日常朴实自在的周旋揖让，却又衔接着生产、生活与人情礼势的高格调生存样态。细细琢磨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亲相和，触及心灵的柔软之处而心境澄明。恰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值得注意的是，《岁月欢》所述的每个节日，如作者所经历的每个地方，她都在亲切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融入，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是自由与欢乐的组合，没有外在的权威，没有等级的规制，没有异样的拘束，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歌唱，圣洁的仪式，有的是岁月更新的期待与梦想，节日的欢乐仿佛神仙的手指触到任何一处都熠熠生辉。人们焕然一新的服饰是净化仪式的初始，而理想的境界将随着刷新的年岁姗姗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只要在节日里相遇，彼此无设防地接纳，笑容灿烂如太阳，心心相印仿佛兄弟姐妹一般。说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书中首页的照片似可作为全书意境的象征，那是作者以灿烂的笑容与章朗老寨迎太阳的队伍手臂相挽。其实写节日如此狂欢，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它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不难看出。更新的岁月，引我们上升。因为它既是各美其美色彩浓郁的多元节日，又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1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也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色，它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八纲辨证为指导思想，以望闻问切为诊治手段，以各种天然草药为治病材料，形成了理论体系完备、治疗科学合理、取材丰富、价廉物美的医疗特色，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名家，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孙思邈等，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宋代以来，许多文士也开始留心医学研究，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医生悬壶济世的精神进一步结合。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就是这种“儒医”精神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受儒医文化的影响，许多文士在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中医药知识，传播中医药文化，让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充满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在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中表现尤为突出。
明初《三国演义》在描写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涉及许多中医内容，诸如中医学理论、外伤治疗、养生保健等，华佗“刮骨疗伤”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水浒传》也涉及了许多中医药知识，例如瘟病的治疗、刀剑外伤的治疗及中医美容的方法。明代中期的《西游记》虽然是一部神魔小说，但书中也描写了孙悟空治病救人的故事，充满着浓厚的中医药思想。《红楼梦》是清代“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书中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中医药思想，而且通过延医诊病、养生保健等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医学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不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不但底蕴深厚，而且富有生命力，尤其是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中医药这个宝库，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无疑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为此，应《博览群书》杂志编辑部之邀，我们组织名家研撰了“听四大名著讲中医”这组文章，为正在与疫情顽强斗争的人们送去温暖与力量。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冉耀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治病与《三国演义》的情节推进——“听四大名著讲中医”
◎ 汤静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全书在描写群雄逐鹿、纵横捭阖、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伐的同时，也描写了各种治病救人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涉及医学理论、疾病医药、治疗方法，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加深了情感氛围的营造，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达。
辨证施治，治病求本
“辨证施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精髓，即对病人的复杂症状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判断病症，探求病机，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治病求本”的宗旨。《黄帝内经》曾说：“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这一理论在《三国演义》中时有体现，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为了联吴抗曹，随鲁肃赴东吴，张昭竟以言挑衅，讽刺挖苦他辅佐刘备后，不但没有使其发展壮大，反而更不如前。诸葛亮面对刁难，不为所动，笑曰：
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诸葛亮以病体衰弱来比喻刘备的困境，以用药、食疗之道来比喻治国大计。提出人患重病之后，身体抵抗力差，应当扶正固本，可先喝粥，服用平和之药；待病情好转，正气渐复，腹脏稍微调和，再以肉食进补，用猛药治之，便可祛除病根。反之，则很难保全性命，欲速愈而不达。此即中医常说的“病重者其药轻，病轻者其药重”，反映了古代中医辨证施治的智慧和经验。诸葛亮以治病作譬，雄辩滔滔，入情入理，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东吴群儒折节叹服，最后促成“吴蜀联盟”，演绎了火烧赤壁的经典。
还有第四十九回，诸葛亮神机妙算巧借东风。彼时，吴蜀两国定下火攻曹营之计。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周瑜在意识到盼东南风无异于守株待兔后，不禁气郁上升，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中医认为心主血藏神，大惊会出现心气紊乱，气血失调，甚至精神错乱的症状。周瑜病倒的原因就是受到大惊的刺激，导致气血妄行，心悸不宁，兴奋和抑制系统失去平衡，才会口服凉药而全然无效。诸葛亮知其忧，认为“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可”，遂写下十六字药方，自言能于南屏山祭借东风。周瑜闻罢，气顺病消，霍然而安。诚然，此处对诸葛亮的才略虽有“神化”之嫌，却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辨证施治理念。周瑜患疾是由“心病”，即盼东南风无望而起。诸葛亮施以“巧借东风”之良药，直达病灶所在，自然气顺而痊愈，此即所谓“心病须用心药医”之理。
由是观之，“辨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中医如此，治国亦如此，医国之道与医人之理是相通的。如果国家“肌体”不畅，显露“病象”，也应辨证施治，治病求本。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言：“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诸葛亮站在医者的角度探究治国之策，为相能经邦济世、修明政治，为医能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一位可以“医国”的“上医”。
疾病描写，务求真实
《三国演义》中许多疾病描写，都具有症候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既有触手可及的常见病，如董卓的肥胖症，司马昭的中风，孙策的金疮，关羽的痛风，张松的佝偻病，曹军的晕动病、水土不服等；也有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如刘备的痢疾，刘表的气疾，袁氏兄弟的吐血，曹休的疽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师的黑色素瘤等。其中，以瘟疫、刀箭外伤和情志病为主。
首先是瘟疫。瘟疫在《三国演义》中从出现之初就蒙上了些许悲剧色彩，牵出一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开篇第一回便毫不隐晦地陈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成因，桓帝宠信宦官，杀戮名士。灵帝即位，又有曹节等人弄权，“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就是在这样沉重的历史背景下，“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疫气” 就是疫病、瘟病，或者瘟疫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外感疾病。巨鹿张角凭借微末的医术，还有一部融阴阳五行、谶纬算命等内容于一体的《太平要术》，普施符水，救治绝望无助的灾民，很多人便追随他起义。再如第八十五回叙写曹丕遣三路大军伐吴，数十万兵马被内外夹攻，大败。“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造成“马步军十死六七”的局面，魏军纵使有心再与东吴重新交锋，也实在乏力，无奈只能引军回洛阳。三国混战，民不聊生，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其次是刀箭外伤。疆场上的厮杀和冷兵器的对决最容易引发骨折、脱臼及软组织损伤，甚至皮开肉绽而出血。第七回写孙坚攻打襄阳，单骑前往岘山，身中石、箭，多处受伤，脑浆迸流，寿止37岁。第九十九回孔明欲攻阴平、武都二城，派张苞、姜维等人前后围杀魏将郭淮、孙礼。张苞望见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急忙追赶，不料连人带马跌入涧内。被后军救起时，头已跌破。无论是孙坚的“脑浆迸流”，还是张苞的“头已跌破”，均是暴力作用头部造成的脑外伤；第十八回夏侯惇与高顺、曹性交战，被射中左眼。第七十五回关羽中箭后，“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有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摹写得栩栩逼真、有声有色，着意渲染刀光剑影下受伤者的各种面容、行止举动，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最后是情志病。中医将喜、怒、忧、思、悲、惊、恐七种情绪称为“七情”，一个人若情志过极，就会阴阳失调，进而气血不畅，最终引发腑脏之疾。《三国演义》中有很多因为情绪波动而致病，甚至死亡的例子。如第十三回，杨彪、朱儁力劝横行无忌的郭汜，却险被监禁。杨彪对朱儁说：“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间耳！”言罢，二人抱头痛哭，昏绝于地。朱儁回家成病而死；第二十三回，国舅董承见曹操依仗武力骄横恣肆，却无计可施，只能长吁短叹，最终感愤成疾；第一百四回，李严听闻诸葛亮病逝，“亦大哭病死”。此外，周瑜生气吐血而亡是“怒则气上”，诸葛亮心力交瘁而早亡是“思则气结”，夏侯杰被张飞一喝吓得肝胆碎裂是“惊则气乱”。
治疗方法，各具特色
中医在与各类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围绕着以辨证施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逐渐衍生出砭、针、灸、药四种治疗方法，尝试通过疏通经络穴位，启动脏腑原有的功能。《三国演义》中常用的方法是外科手术和内服汤药，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潜心探索中精进。
首先是外科手术，集中呈现在医技精湛的华佗身上。第七十八回，曹操遍求良医治疗风疾，华歆在举荐华佗时说：
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
华歆盛赞其擅长针灸、贴敷，精于手术，还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有了先前“治愈周泰金疮”“为关羽刮骨疗毒”的铺垫，华佗为曹操诊脉视疾便顺理成章。虽然华佗的“开颅取涎”方案最终没有被采纳，反倒为曹操的疑心所致而屈死狱中，但这位杏林巨子的精湛医术却永远令人叹服和钦佩。
其次是汤药。《三国演义》对一些药材的性质、用途有准确的表述，用方纯熟。有“蒜齑”，一种用捣碎了的蒜浸醋做成的酸菜。第七十八回讲述华佗遇人有饮食不下之病，令其饮用三升蒜齑汁，吐蛇一条，病愈。此处的“蛇”是一种寄生虫，“蒜齑”就是杀虫的良药。华佗对寄生虫病的病因也有正确认识，即“多食鱼腥，故有此毒”。还有“诸葛行军散”（又名武侯行军散）也颇有疗效。第八十八回描写诸葛亮亲征孟获，时值五月，天气异常酷热，蜀中差马岱押运解暑药和粮食至军营。据考证，马岱带来的解暑药就是诸葛亮亲自配制的“诸葛行军散”。据《中医大辞典》载，此药为淡橙黄色粉末，气芳香，味辛、凉，由犀牛黄、麝香、冰片等八味药材按比例研磨、混匀而成。适用于中暑昏晕、心腹烦闷等症。还有“薤叶芸香草”治疗瘴气的记载。第八十九回记述蜀兵征战南蛮，山险岭恶，黄昏时分，烟瘴大起。诸葛亮在老叟的指点下，采得“薤叶芸香草”，军士口含一叶后，瘴气不侵。中医认为，芸香草味辛、微苦，有止咳平喘、祛风利湿的功用。
养生保健，以治未病
“养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有言 ：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这意谓人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养生，在没有发生疾病的状态下，预先采取养生保健措施，才能延缓衰老和防病于未然。《三国演义》所描述人物的日常养生状态比较斑驳，养生方法也不成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饮食养生。古人云：“安身之本，必资于食。”食物种类繁多，所含营养成分和气味亦不同。为了实现“延年益寿”的目标，需要合理调配，全面均衡地摄取食物，主味薄，少厚味，忌偏食、多食。第十四回曹操入宫议事，见正议郎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遂向董昭请教养生之奥秘，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三十年矣。”董昭所说的“食淡”，一是少荤为淡，二是少盐为淡。这样的饮食秘笈看起来稀松平常，却是养生追求的高境界，与道家所提倡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之说相通。道家认为人乃禀天地之气而生，万事万物都要顺其自然，不能人为斧凿。反映在饮食上，就是追求淡味。
其次是方药养生。历代不少帝王都痴迷于“仙方”，以求长生不老。第一百五回载，魏明帝曹睿刚即位三年，便一意孤行，在许昌大兴土木，修“芳林园”，以期与神仙往来，获长生不老之方。博士马钧奏道：“汉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国最久，寿算极高，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自是不可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蕴含着积极的重人贵生的理念，丰富了中医防止早衰、延年益寿的实践及方法。
最后是睡眠养生。中医认为，睡眠是人体阴阳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既能还精养气，还能健脾益胃。世人大都称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却很少关注他的养生方式——充足的睡眠。早年隐居隆中，诸葛亮过着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且深谙睡眠之道。他称自己为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旁人言他是“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然而，处于苍凉乱世，他这条“龙”怎能安卧？无非欲借“睡”来韬光养晦而已。拥有充足的睡眠时，诸葛亮面如冠玉，容貌甚伟。走出茅庐后，身居丞相要职，日理万机，常常寝不安席，最后忧劳成疾。他的早逝愈发说明如果睡眠质量不佳，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三国演义》属于典型的世代累积型小说，是数辈人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果。罗贯中将古今之事于谈笑间娓娓道来的同时，也在人物沉浮的字里行间传播中医经典、弘扬中医技艺。但需要强调的是，此书中与中医文化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并非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和虚构世界的艺术创作，还饱含着作者对社会纷乱、人民疾苦惋惜、喟叹的情感温度。可以说，中医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让《三国演义》中“乱世无太平，乱世无长寿”的主题线索更加富有情节性，同时也给予了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和有益的人生思考。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